新四军是一支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铁军。初上征程，新四军即以游击战术与日军浴血奋战，迅速实现了由红军游击队向抗日劲旅的转变。在顽固派推行“军事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形势下，新四军义无反顾地深入敌后，在平原水网地区安下抗日的“家”；以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和创新实践与强敌周旋较量，叩开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之门”；新四军还以丰衣足食、政通人和的业绩，诠释了关于在平原水网地区可以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科学预见；在解放战争初期，新四军依托解放区内线歼敌，以辉煌战果为新四军十年征程画上了圆满句号。

  1937年10月，在抗日战争全方面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下，英勇坚持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8省红军游击武装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947年2月，新四军改编为华东野战军。十年之间，新四军从最初的1万人发展为30万人，抗日战场从最初的皖南、苏南和淮南，即“三南”丘陵地带，发展成地跨苏鲁豫皖鄂浙6省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成功？正如《新四军》军歌所唱的那样：“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守正与创新，坚持以创新求发展，这是新四军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创新是新四军铁军精神最鲜明的特质。

  新四军最初的作战地域，是军方划定的皖南、苏南和淮南丘陵地带，这里是侵华日军重兵驻防的南京近畿及长江两岸地区。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历史大背景下，新四军各支队迅速向“三南”地区出动，开启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从韦岗战斗到延陵大捷，从五保繁昌到三打来安，新四军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与日军浴血鏖战，并在歼灭日军有生力量的同时，迅速实现了由红军游击队向抗日劲旅的转变。

  可是，新四军英勇杀敌的行动，却受到顽固派变本加厉的限制。他们不准新四军跨界越境活动，不准组织民众武装，不准建立地方政权，其险恶用心就是要把新四军限死在前有日伪军进攻、后有顽固派监视的境地。因此，新四军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到何处开辟敌后抗日战场的问题。如果这样的一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不用多少时日，新四军就会在与日伪军的作战中消耗殆尽，何谈生存发展与持久抗战！

  正是出于对新四军险恶处境的清醒认识，1939年二三月间，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亲临皖南，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1］。它的要义即是向敌后空虚、危险的地方去创造新的抗日阵地。正是在这种以创新求发展的思想启发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相继实施了“江抗”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苏皖支队跨江发展的计划，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也作出第五支队东进皖东的部署，实现了新四军的初步战略展开。但是，由于顽固派的百般阻挠，以及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囿于顽固派的限制，因此，新四军在东进北上创建新的抗日阵地的开始阶段，目标并不十分明确，行动上也不够坚决。

  就在新四军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1939年底，中央中原局书记来到华中。他在认真调查了华中敌我友各方面的情况后，作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他指出，“江苏北部我们都没有正规部队及党的机关去活动，亦无地方党，而这又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因此，这是我们的突击方向，应集中力量向这方面发展”［2］。他还及时向党中央建议，从华北抽调八路军主力南下华中，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从1940年春夏开始，在中原局领导下，东进北上的新四军和南下增援的八路军相互配合，经过激烈的敌顽我三角斗争，终于在1940年10月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并在江淮平原上开辟了华中敌后抗日战场。

  从皖南、苏南和淮南“三南”丘陵地带，到挺进江淮平原开辟敌后战场，使新四军摆脱了敌顽夹击的境地。但是，江淮平原既无关山可守，也无天险可凭，加之1941年1月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华中敌后抗战已由敌顽我三角斗争的态势，演进为敌我直接对抗的局面。日伪军为了消灭新四军，不遗余力地对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清剿”和“清乡”。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新四军能否胜利地坚持平原水网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已成为新四军能否生存发展的关键。面对强敌压境，新四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不停地改进革新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大江南北、淮河两岸和黄海之滨与凶恶的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1941年7月，日军集结包括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全部、第十五师团和第十七师团各一部及伪军共17000兵力，对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发起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妄图一举歼灭新四军盐城军部和华中党政领导机关。新四军第一师、第三师则以密切的战役协同，在苏北、苏中各地痛击敌人，迫使日伪军几度折返，疲于奔命，原本志在必得的大“扫荡”最终以虎头蛇尾草草收场。新四军不仅坚守了抗日阵地，而且获得了在平原水网地区与日伪军作战的新鲜经验。

  苏中地区与日伪统治中心隔江对峙，是新四军与日伪军激烈争夺的前沿阵地。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从各地实际出发，不停地改进革新抗日游击战法：在沿江、沿运河地区，抗日军民不断粉碎敌人的“清剿”，顽强坚持原地斗争；在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抗日军民采取积极争夺、坚决反击的方针，一次次挫败敌人进占根据地的阴谋；在水网密布的里下河地区，抗日军民筑堤打坝、改造地形，使敌军汽艇到处碰壁，岸上日军寸步难行；在沿海滩涂，新四军第一师还组建海防纵队，经过控制港口、开辟海上交通运输线，把游击战争扩展到了黄海之上。

  1942年11月中旬，驻扎在徐州的日军第17师团、独立第13旅团及伪军出动11000余人，对洪泽湖畔的淮北、淮海抗日根据地发起大“扫荡”。由于新四军第四师早已通过平定匪患，把洪泽湖变成了抗日根据地的“内湖”。所以，当日伪军气势汹汹扑来时，他们即以洪泽湖为依托从容御敌，经过大小近百次战斗，赢得了淮北三十三天反“扫荡”的胜利。日伪军进攻的另一个目标淮海抗日根据地，抗日军民针对日伪军的堡垒政策和“清剿”战术，连续发起2次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数万民兵和群众齐上阵，奋战10昼夜，将全区7条主要公路干线全部破坏，同时结合改造地形，挖掘“抗日沟”，迫使敌人只能龟缩在堡垒里，眼睁睁地看着全面伪化淮海区的计划成为泡影。

  反“清乡”是华中抗战特有的斗争形式，“清乡”与“扫荡”的最大不同是即日伪相互勾结，以军事清剿、政治伪化、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相结合，彻底肃清“清乡”区里的抗战力量，由点线占领扩展为全地区的殖民统治。从1941年至1944年，日伪对华中的苏南、苏中等抗日根据地先后进行了11期“清乡”。能否打破敌人的“清乡”，已成为新四军能否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的“试金石”。1941年7月，新四军六师师部暨十八旅主力执行军部关于“以分区转移对付敌人的分区清乡”的指示，适时转移到苏中江高宝开辟新区，挫败了日伪消灭新四军主力的企图。1943年春，当日伪“清乡”的又一个高潮到来后，华中抗日军民从各地真实的情况出发，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反“清乡”斗争。在苏中四分区，抗日军民更以顽强的武装斗争、紧密配合的内外线斗争、气壮山河的火烧竹篱笆行动和神出鬼没的锄奸反特战果，使日伪志在必得的“清乡”、“延期清乡”和“高度清乡”化为泡影。在苏南茅山、太滆“清乡”区，新四军主力和武工队实行内外线穿插，强攻日伪据点，捕杀特务汉奸，使日伪的“清乡”很快名存实亡。在苏南丹北区，新四军创新斗争策略，以掩护政策对付敌人的军事清剿，以合法斗争、秘密斗争对付敌人的政治建设，使这一连接大江南北的战略通道始终控制在新四军手中。经过4年的反复较量，华中抗日军民终于彻底打破了日伪标榜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清乡运动”，谱写了华中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

  1944年到来后，华中敌后战场已度过了相持阶段最艰难的时期，新四军并没有停止以创新求发展的步伐，而是不失时机地发起攻势作战，把抗日游击战争推向更大的规模，取得了更大的战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44年3月新四军一师率先发起的车桥战役。这是一场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歼灭战。新四军采用机动突击、单刀直入、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秘密接近、迅速攻击等战术手段，对日军在车桥镇苦心经营的军事设施发起攻击。随着敌人增援部队的不断到来，新四军又将偷袭与强攻、进攻与阻击、分途开进与协同作战、主攻战场与牵制战场等各种作战形式周密组织起来，最终取得了攻坚打援的双重胜利，共歼灭日军460余人，其中生俘24人，歼灭伪军480余人。

  为了使新四军在战略反攻中处于更加有利的态势，新四军在巩固老区的同时，把开辟新区的工作及时提上日程。1944年4月，日军发起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军在日军的攻势下一败涂地，使豫中、豫西大片国土沦陷。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及时向军部请缨西进收复豫皖苏边区。8月15日，新四军四师主力从洪泽湖畔的半城镇誓师出发，与八路军南下部队、新四军五师北上部队共同执行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转战，新四军西进部队在八路军的配合下，共歼日伪和顽军13000余人，控制了东起津浦铁路、西止商亳公路、北自陇海铁路、南迄涡河的广大地区，完成了西进收复豫皖苏边区的任务，为战略反攻扩大了前进阵地。

  1944年９月27日，党中央指示华中局：“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作战的条件，对苏浙皖边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趋势。”［3］当时，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已经开辟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成为新四军发展东南的前沿阵地。1944年12月和翌年4月，新四军一师主力分两批先后南下苏浙皖边区，1945年1月成立新四军苏浙军区，粟裕、叶飞分任司令员、副司令员。苏浙军区各部积极向日伪军发起进攻，控制了浙江武康、德清等县城，开辟了莫干山区，接着又在天目山地区进行了三次自卫反顽战役，打通了浙西与浙东的战略联系，形成了包括天目山在内的、地跨苏浙皖三省十几个县的新解放区，使新四军在大反攻中处于更加有利的战略态势。

  新四军在军事上的创新，集中体现在发展平原水网地区抗日游击战争上。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经典著作中，曾对在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人人明白的”，“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4］。还针对当时“各个抗日党派和抗日人民至今尚少注意这一方面”的状况，强调指出“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5］新四军则以创新发展的实践印证了的这一科学预见。新四军坚决贯彻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不仅在江淮平原和水网地区开辟了敌后抗日战场，而且还在与日伪军的殊死较量中胜利坚持了平原水网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当战略反攻到来之际，新四军又以凌厉的攻势作战西进南下，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并实现了由分散游击战向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抗战开始之前，在华中地区的组织曾遭到当局的严重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后，虽然取得了合法地位，但是，处于恢复重建之中的华中党组织力量十分弱小，加上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些过“左”政策造成的后遗症，使社会各阶层人士对新四军抱着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因此，新四军从挺进敌后之日起，就格外的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进程中，不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防止关门主义倾向。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一到苏南茅山地区，随即召开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四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成立镇句金丹四县抗敌总会，发动组织人民群众投身抗战事业。陈毅带头做好社会名流、开明士绅、民族资本家的联络工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他拥有土地13000多亩，主要经营茶叶，并拥有一支装备精良的自卫武装。陈毅亲自登门拜访纪振纲，以民族大义相期许，终于使他消除疑虑，积极为新四军募捐军服和给养。面对日军的威胁利诱，纪振纲被迫出走，行前将自卫武装全部赠送给新四军。这对新四军迅速打开茅山地区的抗日斗争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毅在领导苏南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斗争中，更是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时，控制苏北敌后地区的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一面推行消极避战、积极的政策，一面唯我独尊、排斥打压不同派系的军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部和财政部税警总团陈泰运部，致使内争丛生，政局混乱。陈毅针对苏北的真实的情况，制定了“击敌、联李、孤韩”的正确方针。为此，他先后三进泰州城会晤两李，取得了他们对新四军进入苏北沿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谅解和支持。最让人叹服的是，当“联李”工作因郭村战斗的发生而出现重折后，陈毅坚决破除“战斗开始即统战结束”的固有观念，继续坚持“联李”工作，不仅急令部队收兵于泰州城下，而且释放被俘的李部官兵，发还部分，归还郭村等地，终于使李明扬幡然醒悟，与新四军重修旧好。陈毅还敢于破除“凡军中的黄埔生均为顽固派”的思想禁锢，团结争取了以黄埔生为骨干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在黄桥决战中，正是李明扬、李长江部和陈泰运部严守中立，才使新四军能够集中兵力，战胜了韩德勤部的大举进犯。

  黄桥决战胜利后，新四军又接连走出创新发展的妙棋：一是陈毅应李明扬、陈泰运等人的请求，由新四军、李、陈三方组成联合抗日部队（简称“联抗”），由秘密党员、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设计委员黄逸峰担任司令员，并在“联抗”主持下召开了“苏北抗敌和平会议”，扩大了抗日反顽统一战线；二是由秘密党员、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季方主持召开通如海启地区军政负责人会议，转达新四军合作抗日的愿望，使这一地区顺利转化为抗日民主根据地。

  新四军在统战工作方面的创新之举，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中央、在批转《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的电报中指出：“中央及军委完全同意陈毅的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并要求全军“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战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利，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6］。

  1940年11月7日，、黄克诚抵达海安镇后，与陈毅、粟裕等人一起共商苏北发展大计。指出，在苏北局面已经打开，新四军、八路军已经取得军事优势的形势下，要抓紧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进而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在韩德勤坚持立场、拒不承认我们的情况下，我们应采取参政会的形式，建立得到社会各界认可的抗日政权，而不必期待方面的承认和委派。在指导下，1940年11月，苏北临时参政会在海安召开。它参照国民参政会的章程，由党政军各方推荐聘定了参政员。出席会议的有全省14个县的388名代表，包括了各党派和各阶层爱国人士。会议选举著名爱国老人韩国钧为苏北临时参政会名誉会长，还决定将原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改称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选举管文蔚为主任。

  新四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创新还体现在对抗日民主政权理论的深刻阐述上。1940年12月，在中原局宣传部主办的刊物《江淮》创刊号上发表了《论抗日民主政权》的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他指出：“我们在敌后所要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这种政权应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在强调抗日民主政权的作用时指出：“没有这种政权的建立，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大巩固和扩大，不实行民主政治，抗日战争是不能胜利的。”［8］他进而指出：“在中国，民主共和国的具体的建设道路，可能是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国，可能要经过长期的奋斗过程。因此，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有着推动全国民主化的重大模范作用”［9］。这些重要的理论阐述，不仅使社会各界人士了解了的正确政治主张，积极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中来；而且还用党的方针政策武装了新四军指战员和干部党员的头脑，保证了华中抗日民主政权的健康发展。皖南事变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坚决贯彻党中央确定的“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迅速地、公开地、自上而下地建立起“参议会（参政会）——行政委员会（行政公署）——专员公署——县政府”的政权体制，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团结社会各阶层投身抗战事业、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杠杆。

  新四军成立初期，经费来源主要靠军方发放的饷糈和社会各界的援助。皖南事变以后，撤销新四军番号，停发军饷；日伪则加紧对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掠夺、破坏和封锁，新四军面临着既无外援又无后方的严峻局面。此时的新四军已发展到7个师和1个独立旅。如何抓好财经工作，保障军需给养，就成为新四军亟待解决的难题。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下，抗日军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一方面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保障供给；一方面制定“以货贸货”的贸易政策，与日伪开展了尖锐激烈的反掠夺、反封锁斗争。

  日军侵占华中后，不仅在占领区进行掠夺性开发和经营，而且对和新四军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格的贸易统制政策，从武器弹药及其原料、军需物资，到外销物资丝、茶、油、棉和工业日用品，几乎所有物资商品均在其封锁之列，以此达到“以战养战”和扼杀根据地的双重目的。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加紧推行“以战养战”的方针，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和掠夺愈演愈烈，抗日军民蒙受空前的苦难。华中抗日军民掀起大生产运动的热潮。抗日民主政府作为大生产运动的组织领导者，制定了奖励垦荒、发展纺织业、兴办合作事业、发放农副业贷款等一系列生产建设规划。新四军各部队遵照关于“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的指示，在积极支持地方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努力抓好部队的农副业生产，改善指战员的给养，减轻人民的负担。值得一提的是，新四军各师旅克服敌后险恶环境和重重困难，在上海地下党帮助下建立起50多家兵工厂，从业人员达到1万多人。兵工厂从修理枪械、翻造子弹手榴弹起家，快速地发展为批量制造步枪、掷弹筒、迫击炮、平射炮。到1944年，新四军各师均实现了手榴弹自给，迫击炮和枪榴弹自给率达70%。

  苏北沿海水患严重，海堤年久失修，使土地盐碱化加重，农作物产量下降。1941年春，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新四军第三师供给部长宋乃德担任县长。根据民众要求，县政府提出筹款修筑海堤的议案。可是，县参议会在审议修堤议案时，一些地主士绅担心抗日民主政府以修堤为名，乘机敛财，因而采取不信任、不合作、不支持的“三不”态度。尽管宋乃德再三解释，议案还是通不过。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宋乃德决定，不向民众筹款，而用当年县政府盐税收入作抵押，发行修堤公债。这才通过了修堤议案。新四军第三师指战员奉命积极参加修堤及保卫工作。军民团结奋战50多天，终于抢在海啸到来之前修成了全长90公里的海堤。而县政府发行的100万元公债，仅使用了51万多元，并在1942年由县政府按期收回。当地民众为表达对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感激之情，将其称为“宋公堤”。

  值得一提的还有抗日根据地的盐业生产。苏北、苏中根据地是重要的盐产区，1941年春，抗日民主政权接管了在东台的两淮盐务管理局后，大力恢复发展盐业生产。在大生产运动中，盐政部门发放大批贷款，扶持盐民增加生产，还在淮北盐区集资兴建了股份制的新滩盐场，年产量达到30万担。从1941年到1945年的五年间，两淮盐区年均产量达到260万担，盐税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收入，有“华中金库”之誉。

  为了打破日伪的经济封锁，促进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各根据地实行了对内自由贸易和对敌统制的贸易政策。抗日民主政府制定一系列贸易管理法规和条例，采取行政和经济多种手段，坚持“以货易货”原则，既防止了根据地物资外流，又打破了日伪的封锁禁运，换回根据地紧缺的物资。以粮食销售为例，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粮食专卖制度。各地贸易管理机关根据敌占区粮食行情，调控根据地粮食的出境贸易，换回新四军急需的弹药、五金和药品，使粮食成为打破日伪经济封锁的有力武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没收同盟国各大银行，关闭外汇市场，并强行收兑占领区的法币。日伪在排斥禁用法币的同时，将其攫取的法币打入抗日根据地套购物资，致使法币更加贬值，物价飞涨。华中抗日民主政权针锋相对，与日伪开展了一场持久的“货币战”。各抗日根据地相继成立银行，发行抗日货币。抗日民主政府通过发放货款、兑换金银外币、收购农副产品、发放军政经费和人员津贴等渠道发行抗币，通过税收、商品销售、信货回收和供应外汇等途径回笼抗币，提高了抗币的信用。各抗日根据地执行“保护法币、打击伪币”的方针，对流入根据地的伪币全面禁用，严厉打击。为防止法币不断贬值给根据地经济造成的危害，各地采取限用法币和提高抗币牌价等措施，允许使用票面完好的法币，打折使用或及时回收票面破损的法币，逐步压缩了法币在根据地的流通量。随着对敌货币斗争的胜利，抗币的地位慢慢地加强，在苏北、苏中等根据地，已实现了抗币的本位制。到抗战胜利时，华中各根据地的银行共发行了120多种抗币，主币、辅币种类齐全，形成了独立的金融货币体系。华中抗日根据地呈现商贾云集，货畅其流的景象，显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在华中的巨大成功。

  新四军在创建抗日根据地上的创新，集中体现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挫败日伪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上。新四军在坚持敌后抗战的进程中，普遍发动了人民参政运动，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调节各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通过卓有成效的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以行政的、经济的各种措施，向日伪发起反封锁禁运斗争。一个民主、团结、进步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屹立于江淮河汉之间，一支创新发展、坚不可摧的抗日铁军驰骋在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上。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热切渴望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而统治集团则企图消灭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政权，独占抗战胜利果实。在党的领导下，新四军随即投入了反对内战、保卫胜利果实的斗争。1946年6月26日，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就在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中地区厉兵秣马之时，突然接到军部转发的中央命令，要求他们出兵淮南根据地，与山东野战军配合，占领津浦铁路蚌埠至浦口段，以此策应新四军中原军区部队突围。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原定在解放区内线自卫反击的作战部署，变为外线出击、开辟新区的作战部署。华中分局、华中野战军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及时向、新四军军部建议：华中野战军主力在第一阶段仍留苏中，依托解放区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优势，组织内线作战。对来自前线的建议极为重视，很快同意部队暂缓调动，“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10］。在的批准和支持下，1946年7月13日至8月27日，华中野战军举行了苏中战役，以19个团、3.3万兵力挫败敌军15个旅、12万兵力的进攻，歼敌5.3万人，取得了解放战争“战略试战”的辉煌战果。正是苏中七战七捷等战役所创造的新鲜经验，使最终确定了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作战的战略方针，并一再推迟了我入外线作战的时间表。

  苏中战役的意义还在于它对解放战争我军确立作战方法的价值。八年全面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方式主要是游击战，而解放战争与军的作战方式主要是运动战，这是一个重大转变。解放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十分明显的态势下，如何以弱胜强，打破敌人进攻，这是我军亟待解决的课题。及时总结了苏中战役的创新战法，将其概括为“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向全军推广。仅在《选集》第四卷中，就收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三个月的总结》这两篇文章，号召“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是中下级干部，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11］成为我军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

  1946年9月20日，以两淮失守为标志，苏皖解放区的自卫作战进入了纵深防御阶段。怎么样才可以打破南北两线敌军对我军半包围的态势，变被动为主动呢？华中分局和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及时提出了集中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在淮北歼敌的建议。为此，陈毅军长亲临华中分局，共同商定了两军会合后的第一个战役——宿北大战。从12月15日至19日，我军集中24个团的兵力打击敌军相对较弱的整编第69师，同时坚决阻止了敌整编第11师的增援，仅用5天时间，就全歼了敌整编第69师3个半旅共2.1万人。更让人称奇的是，宿北大战胜利后仅12天，即1947年1月2日，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又发起鲁南战役，歼灭军整编第26师、整编第51师和第1快速纵队大部共5万余人，首创华东战场一次歼灭敌2个整编师的纪录，把依托解放区内线歼敌的运动战推向了更大的规模。在鲁南战役胜利后的第14天，新四军番号正式撤销，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

  综上所述，新四军不愧为一支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铁军。初上征程，新四军即以抗日游击战的战术创新与日军浴血奋战，迅速实现了由红军游击队向抗日劲旅的转变。在顽固派推行“军事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形势下，新四军义无反顾地深入敌后，在平原水网地区安下抗日的“家”；以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和创新实践与强敌周旋较量，叩开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之门”；新四军还以丰衣足食、政通人和的业绩，诠释了关于在平原水网地区可以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科学预见；当战略反攻到来之时，新四军又紧紧把握历史机遇，巩固扩大了华中解放区，并实现了由分散游击战争向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在解放战争初期，新四军依托解放区内线歼敌，以辉煌战果为新四军十年征程画上了圆满句号。

  创新作为新四军铁军精神的鲜明特质，它的精髓要义在于摈弃因循守旧、囿于本本的教条主义，代之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的源头活力来自正确运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革命法宝；它的孕育养成离不开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它的根基柱石则是新四军将士听党指挥、爱国救民的信念和英勇善战、百折不挠的品格。

  “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让我们弘扬新四军铁军精神，借鉴革命前辈的历史智慧，树立创新发展的新理念，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贡献力量。

  新四军是中国领导下的一支活跃在华中敌后战场的抗日武装，在武汉失守以前，新四军在长江两岸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在武汉沦陷以后，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新四军已成为华中地区抗战的主力军。新四军共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对付23万伪军，不仅牵制了日军向正面战场推进的兵力，而且限制了日军南进太平洋的规模和范围，支援了国民军和盟军的对日作战。在抗战中，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2.46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共47万余人，另有6万余名日伪军官兵投诚、反正。新四军先后光复国土26.8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达4346万，建立了地跨苏、浙、皖、豫、鄂五省的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等八块抗日民族根据地。新四军从下山集中时的一万余人，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到抗战胜利时，主力部队已发展到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000余人，民兵自卫队960000余人。新四军为独立支撑大江南北半壁河山，夺取华中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失陷，京（宁）沪又告危急，祖国半壁河山遭日军铁蹄践踏，亿万中国人民挣扎于死亡线上，中华民族到了存亡继绝的紧要关头。

  为挽救民族危亡，继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战场之后，在一些南方红军游击队跟地方当局谈判，先后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的基础上，经多方积极工作，终于接受了把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统一的抗日武装的要求。蒋介石于1937年9月28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4军军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0月12日颁布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的番号（1939年新四军军部确定10月12日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

  经叶挺、项英、陈毅等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磋商于南昌、武汉、南京、延安等地，改编工作积极进行。11月上旬，叶挺、项英先后到达延安，向中央汇报改编工作和请示新四军组建事宜。11月中旬，中央派叶挺到武汉着手筹建军部，12月14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主席，曾山任分局副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主席，以加强对华中抗战的领导。项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率中央派往新四军的第一批干部，于12月23日抵达武汉，与叶挺会合，军部成立条件已经具备。12月25日在武汉召开了新四军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游击区领导人如张云逸、傅秋涛等，有刚从延安来的干部如赖传珠、李子芳等，有“筹备处”工作人员如叶辅平、朱克靖、沈其震等。叶挺、项英在会上讲话，分析了抗战形势，提出了新四军的任务。从此，新四军军部就成立了，并于翌年1月6日移驻南昌，进一步充实健全，迅速开展了工作。

  在军部成立前后，经中央提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陈毅、张鼎丞、张云逸（兼）、高敬亭分别任第1、第2、第3、第4支队司令员。

  为使南方红军游击队顺利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任务转变，项英、陈毅等分头到各游击区传达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改编方针，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于是分散在南方8省40余县的红军游击队，告别家乡和亲人，下山集中，接受军的番号，并经长途跋涉，先后抵达皖南歙县岩寺和皖西霍山流波疃整训。这时全军辖4个支队、10个团，共10300余人，有枪6200余支。这支部队虽然人数不多，武器陈旧，但绝大部分指战员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存下来的精华，是继承了红军优良传统的战斗骨干。

  1938年中，日军和军集结重兵，进行滁州、武汉会战。新四军在皖南、皖西集结后，叶挺、项英即根据中央指示下达命令：“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胜利。”新四军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毅然向敌后挺进。

  1938年4月初，新四军第4支队进抵皖中、舒城、庐江、巢县、无为地区。5月12日，第9团一部设伏于巢湖东南的蒋家河口，初战获胜。为配合徐州会战，第4支队挺进淮南铁路巢县至裕溪口段出击敌军，徐州失陷后，为牵制日军西犯武汉，第4支队主力大部移到合肥——安庆公路、合肥——六合公路两侧抗击敌军。先后在棋盘岭、花子岗伏击日军成功，破坏日军的运输补给。

  4月下旬，粟裕率先遣支队进入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接着，陈毅率第1支队进入苏南茅山地区进行游击作战，6月18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日军车队成功，毙日军土井少佐以下10余人，接着第1支队、第2支队夜袭新丰车站、袭击句容县城、伏击珥陵等，于是南京城郊机场、雨花台畔、麒麟门外、芜湖近郊官徒门伪军据点，都响起了新四军游击队的枪声。谭震林率第3支队进入南陵前线，与军协同青弋江，后调铜陵、繁昌沿江地区作战。10月，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豫东敌后，在淮阳窦楼击毙日军骑兵林津少尉等10余人；稍后，率新四军独立游击队向武汉外围挺进，为支援友军作战，在应山县余家店与日军激战获胜。

  1939年春，周恩来从重庆抵达皖南泾县军部，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并规定进军原则是：哪个地方空虚，就向那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敌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那里发展（《周恩来选集》上册第105页）。为此，叶挺渡江北上，于5月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先已抵达江北的张云逸兼任指挥。接着整编江北部队，改由徐海东副指挥兼任第4支队司令员；以原第4支队第8团为基础，组建第5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部队挺进淮南津浦路两侧，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第4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第5支队开辟了以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1939年夏，陈毅为贯彻“东进北上”的方针，一面派叶飞率第6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进入京（宁）沪路东地区，突袭黄土塘，夜袭浒墅关，一直打到上海近郊的虹桥机场；一面派管文蔚率领的挺进纵队控制扬中，进入长江北岸的大桥、仙女庙地区；一面组织部队粉碎日军对茅山根据地的“扫荡”。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溧阳水西村成立，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同时，叶飞部与管文蔚部合编成新四军挺进纵队，进至扬州、仪征、六合、天长等地发展，与第5支队打通联系。

  1939年，新四军游击支队继续东进，开辟豫皖苏根据地。11月，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并派干部和部队进入皖东北，与在这里活动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1大队和陇海南进支队会合，开辟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原局部署，1939年11月中旬，豫南、鄂东、鄂中人民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开辟豫南、鄂中游击根据地。至此，新四军基本完成了在大江南北广大敌后地区战略展开的任务，威胁着日军占领的南京、上海、徐州、武汉等中心城市。

  1939年11月，进入华中敌后，主持中原局工作，积极贯彻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提出积极发展苏北、坚决反摩擦、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江南指挥部鉴于军冷欣部加紧压迫，遂率主力于7月渡江北上，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汇合，改称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进驻黄桥地区，粉碎日军的“扫荡”；10月，击退了顽固派韩德勤部对我黄桥地区的进攻，搬掉了发展苏北抗战局面的绊脚石。与此同时，根据中央指示，黄克诚率八路军一部12000余人南下华中，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6支队会合。稍后，彭、黄两部分别编为八路军第4、第5纵队，彭雪枫任第4纵队司令员，率部进军淮上，打击日伪军，控制淮河下游地区；黄克诚任第5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进军淮海地区，在高沟、杨口等地多次打击日伪军。在中央提出的“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的自卫方针指导下，当韩德勤悍然进攻黄桥时，八路军第5纵队奋力东进，进占阜宁，直下盐城，于10月10日与新四军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以北狮子口。

  两军会师苏北以后，为了统一指挥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经中央批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部总指挥部于11月17日在海安成立（23日迁盐城），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叶抵苏北前，陈代总指挥），任政治委员。

  经过两年多的大胆进军和英勇奋战，到1940年底，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27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55000余名，开辟抗日根据地44000余平方公里，根据地内人口1400余万人，占华中敌后总人口的1/3以上，在敌后的86个县中，建立抗日民族政权的有42个。新四军已发展到将近90000人。

  新四军奉命挺进华中敌后，主动、积极地与军队友好合作，协同作战，不断袭扰、打击、牵制日伪兵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曾受到军官兵的普遍称赞和最高当局数十次的明令嘉奖，更是国内外人士所同闻共睹的事实。

  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却不给以平等的地位，在华中地区处处限制新四军的抗日活动，企图借“统一”的军令、“政令”来削弱以至消灭新四军。为此，挑起了一系列的摩擦。1939年6月制造的“平江惨案”，杀害我新四军湖南平江留守通讯处的涂正坤、罗梓铭等6人；7月制造了“六和惨案”，残杀我6名伤愈归队战士、2名护士和八路军副官郜明征；9月制造了“鄂东惨案”，屠杀我新四军独立游击第5大队后方机关及黄岗县机关500余人；11月制造了“竹沟惨案”，袭击并残杀我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竹沟留守处和河南省委机关伤病残人员及抗属、无辜民众200余人；12月又制造了“镇江惨案”，镇江县长屠杀我与敌激战转移中的战士3名，等等。对上述种种挑衅，我新四军一再忍让，只在退让无效而危及自己根本生存的时候，才采取严肃的自卫手段；一待对方退去，又继续以友好态度，力求再度实现抗战的团结。如在豫东对汤恩伯部，在皖东对桂军莫德宏部，在苏南对冷欣部，在太湖沿岸对忠救军俞作柏部，都采取这种办法，绝不开衅，绝不向他们进攻。

  1940年3月，当局无理下令在江北作战的新四军部队，“全数移至江南”，遭拒绝后，又于10月下令新四军、八路军于一个月之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为顾全抗战大局，11月15日，确定“对于蒋介石此次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并对华中取自卫政策”，以“缓和蒋介石之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并指示军部和皖南部队迅速北渡长江。

  1941年1月上旬，当叶挺、项英率军部皖南部队近万人，遵令北移，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陷入军7师之众重重包围，一起蓄意制造的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这样发生了。新四军北移部队除约2000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壮烈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被害，损失惨重。当局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宣称要把叶军长“交军法审判”，从而把第2次高潮推向了顶峰。

  皖南事变后，中央迅速向全国披露了事变真相，揭露分裂民族团结抗战的阴谋，声讨蒋介石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新四军各部虽义愤填膺，眦裂发指，但均遵照中央指示，以大局为重，未采取任何报复及扩大事态的部署。”绝不因为的分裂行为，动摇自己对外抗战对内团结的方针，从而制止了内战危机，稳定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情绪和意志，维系了大后方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和希望（陈毅：《皖南事变线月）。

  为了继续华中敌后抗日斗争，于1月26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将新四军和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由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组成第1师，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治委员，辖第1、第2、第3旅，坚持苏中地区抗战。由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第2师，张云逸任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辖第4、第5、第6旅，坚持淮南地区抗战。由八路军第5纵队编成第3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辖第7、第8、第9旅，坚持苏北地区抗战。由八路军第4纵队编成第4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辖第10、第11、第12旅，坚持淮北地区抗战。由豫鄂挺进纵队编成第5师，任师长兼政治委员，辖第13、第14、第15旅，独立坚持鄂豫边抗日阵地。由苏南部队编成第6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辖第16、第18旅，坚持苏南地区抗战。由皖中和从皖南突围出来的部队编成第7师，张鼎丞任师长（未到职），曾希圣任政治委员，辖第19旅及挺进团，坚持皖南、发展皖江敌后游击战争。由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编成新四军独立旅。

  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表现了我党我军坚持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新军部的成立，表明新四军将继续高举抗日旗帜，独立自主地肩负起华中敌后抗战的重任。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第2次世界大战规模空前扩大，日本为了进行太平洋战争，急于稳定中国战局，巩固占领区，一手大力扶植汪伪政权，并竭力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以图迅速使其屈服；一手集中了64%的侵华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清乡”和“蚕食”；当局在皖南事变后，继续执行驱逐新四军出华中至黄河以北的政策，不时乘日伪军向我根据地“扫荡”之机夹击新四军，面对日伪军和的三方夹击，使新四军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境地。根据这一形势，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咬紧牙关，度过困难”，并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十大政策。

  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1941年4月27日，中央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央华中局，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同时，组成华中分会，兼任书记。在华中局组成前后，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按照战略区的划分，先后组成各地区党委、军区及所属军分区。5月中旬，华中局召开高干会议，总结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统一对形势的认识。接着，军分会扩大会总结了新四军成立以来的建军工作，提出建军的新任务。1942年春，华中局举行扩大会议，部署了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各项任务，各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进行各项建设事业，以便积蓄力量，进行持久的抗日斗争。

  日伪军为驱逐和消灭占领区的抗日武装，摧毁抗日根据地，最常用的手段是集中兵力进行“扫荡”作战。因此，反“扫荡”作战便成为我敌后军民抗击日伪军、保卫根据地的主要斗争形式。1941年，淮南军民经两个月20余次作战，挫败了日伪军的春季大“扫荡”。1941年7月，日伪军17000余人，对新四军军部驻地盐城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在军部统一部署下，苏北、苏中军民紧密配合，在一个多月百余次反“扫荡”战斗中，毙伤日伪军3800多名，粉碎了日伪的“扫荡”。此后，苏中、苏北军民又积极粉碎了日伪的“清剿”。同年11月，第5师第15旅三攻侏儒山，全歼伪定国军第1师，击溃伪第2师及增援日军。毙伤日军100余名，俘伪军950余名。在苏南，日伪军3000余名于11月28日“扫荡”溧阳地区，我第16旅旅部在塘马被日伪军包围，经反复冲杀，终因寡不敌众，第6旅参谋长兼第16旅旅长罗忠毅、旅政委廖海涛以下指战员270余人壮烈牺牲。

  1942年中，我苏中粟裕部经4个月的奋战，粉碎了日伪军对苏中的“分区清剿”。冬，我苏北黄克诚部、淮北彭雪枫部、淮南罗炳辉部，轮番与日伪军交战近百次，粉碎了对我洪泽湖地区的冬季大“扫荡”。第5师挫败了日伪军万余人对大、小悟山根据地的“扫荡”。

  1943年1月，华中局、军部转移至盱眙县黄花塘；第2旅南渡与第16旅在溧水合并，仍沿用16旅番号，王必成任旅长，江渭清任政治委员。这年春，日军对盐阜地区进行“扫荡”，新四军在掩护凤谷村、车桥、曹甸等地韩德勤部，退入我淮海根据地后，我第3师在第1、第2、第4师配合下，击退了14000余名日伪军的“扫荡”，共毙伤日伪军千余人，俘日伪军780余名，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我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4连，在淮阴以北刘老庄遭日伪军千余名的“回马枪”合击，全连英勇抗战，82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

  日伪发现我军一部已南移苏南地区，又错误判断我军部领导机关已西移皖中地区，3月初，开始对我苏南地区连续“扫荡”，并两度奔袭皖中，后又回师苏中地区进行“扫荡”，但都遭到我沉重打击。至此，日伪军对华中地区大规模“扫荡”终以失败收场。

  在“扫荡”的同时，日伪军为把点（城市）线（交通干道）占领扩展为面的占领，又在汪伪势力的直接配合下，在华中策划“清乡”新阴谋，即以军事“清剿”、政治伪化、经济掠夺、思想奴化等综合手段，以图“以华制华”、“彻底整顿占领区的治安状况”。

  1941年7月至9月，日伪对我第18旅活动的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实施第1期“清乡”。先以重兵分进合击，后在“清乡”区周围建立“隔绝带”，构成包围圈，再以特工人员破坏我抗日组织，遍设据点，常驻“搜剿”。我第18旅由于对日伪“清乡”特点认识不足，缺乏反“清乡”斗争经验，仍以反“扫荡”的办法对付“清乡”，致使我党政军遭受一定损失，日伪军“清乡”部分得逞，第18旅主力奉命北渡至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我军及时总结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以分区转移的办法对付日伪的分区“清乡”，确定了隐蔽斗争和游击坚持相结合的基本对策，作了充分准备和周密部署，以后在10月至12月的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反“第2期清乡”，和1942年1月至6月对澄锡武（进）和吴县、昆山部分地区反“第3期清乡”斗争中，就坚持了抗日阵地，保存了抗日力量。

  1943年，日伪除继续在苏南的镇江、金坛、丹阳、武进地区进行“清乡”外，还在浙江的庵东地区进行了试验性“清乡”，在湖北的孝感、黄陂、黄安、应山、汉川、应城、潜江等地进行了局部“清乡”，但“清乡”重点已经转移到苏中的第4分区了。苏中4分区军民在反“清乡”斗争中，先后作战2100余次，毙伤日伪军及“清乡”人员2400余名，争取了1700余名伪军和伪组织人员反正、投诚。但根据地军民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新四军第1师指战员牺牲300余人，县、区、乡三级党政干部牺牲、被捕200余人，群众被杀1000余人，被抓60000余人，民房被烧掉5000多间，被抢掠毁坏财物难以数计。

  从1942年夏至1943年秋，我淮海、盐阜、淮北、苏中等地区军民，还采取破路、围困、拨点等多种形式，挫败了日伪军对我根据地边缘地区的“蚕食”活动。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东南翼，1941年4月，日军占我浙、闽沿海地区后，中央指示华中局增派干部开展沪杭甬三角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由浦东工委派“淞沪游击队第5支队”分批南渡浙东，开辟三北（姚江以北余姚、慈溪、镇海3县地区）游击根据地。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后，浙东区委于7月成立，谭启龙任书记；“三北司令部”于8月成立，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辖第3、第4、第5支队。一部坚持三北地区反“扫荡”斗争，一部挺进四明山区。1943年4月，从伪军手中解放了四明山重镇梁弄，初步建立起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年12月22日，根据军部命令，浙东抗日游击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到1944年春，主力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根据地面积扩大到10000余平方公里，先后建立了三北、四明、会稽、浦东等4个行政区和14个县级政权，为新四军进一步向东南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期间，浙闽沿海组织的抗日游击武装，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抗日斗争。

  在下，华中敌后军民团结斗争，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到1943年底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1944年，日军妄图挽救太平洋战场的失败，急于打通大陆交通线，不得不从占领区抽调兵力加强正面战场进攻，从而华中各地日伪守备力量相对减弱。华中敌后军民响应中央关于“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号召，一面大力开展整风和生产运动，从思想上、物质上为反攻奠定基础；一面对日伪军发动了攻势作战，恢复和扩大解放区。

  1944年初，苏中军民为打破日伪军的“扩展清乡”和“屯垦”计划，连续发动攻势，攻克据点17处。3月，粟裕率第1师发动了车桥战役，在叶飞副师长指挥下，经一天两夜激战，攻坚打援均获胜利。歼日军三泽大队长以下460余名（内俘中尉以下24名），歼伪军780名（内俘160余名），从此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的联系。苏北军民经过3个月的斗争，收复了1942年冬季日伪大“扫荡”时占去的大部地区。4月，黄克诚率第3师发动高沟、杨口战役，歼日伪军2100余名，收复了六塘河两岸地区，使淮海、盐阜两分区联成一片。3至5月，彭雪枫率第4师在运河与津浦之间地域，发动军事政治联合攻势，歼日伪军1800余名，收复泗县、宿迁、灵壁、睢宁之间大片地区。在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后，第4师主力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从8月开始，经4个多月的奋战，西进恢复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在9月八里庄战斗中，彭雪枫师长不幸中弹牺牲，张爱萍接任师长。第5师一部组成豫南游击兵团，于7月底向河南敌后挺进，准备迎接八路军南下部队。新四军第16旅于8月下旬发起长兴战役，10月下旬发起溧（阳）南战役，解放了溧南地区。新四军淮南部队频繁作战，一年中攻克日伪据点38处，歼日军240名（内俘3名），歼伪军1200余名。新四军皖江部队攻克据点11处，歼日军77名（内俘4名），歼伪军820余名。我浙东部队歼日军180余名（内俘24名），歼伪军1200余名。

  新四军在1944年的攻势作战中，共对日伪军作战6500余次，歼灭日军4300余名（内俘130余名），伪军48000余名，攻克日伪据点570个，恢复了豫皖苏边和开辟了豫南、豫中地区，最后粉碎了日伪的“清乡”、“治安肃正”和“屯垦”计划，改善了根据地的斗争局面，掩护了整风运动和根据地建设。

  新四军响应中央在《1945年的任务》中发出的号召，逐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把日伪包围于城市与交通要道狭窄地区，为战略反攻作好准备。根据中央指示，为了“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粟裕率第1师主力一部于1945年1月南下苏浙边区，会同第16旅，成立了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统一指挥苏南、浙东部队。从2月至6月，为反击顽固派军队的不断进攻，在天目山地区进行了3次自卫作战，从而开辟了浙西10个县、100余万人口、100余平方公里的敌后新区，沟通了浙西与浙东的联系，基本完成了发展东南的战略任务。新四军第5师为配合八路军南下部队开辟华南敌后新区，于1945年1月与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部队会师于湖北大悟山地区，然后派第4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体学率第40、第41两个团配合南下部队，挺进湘鄂赣边。3月，攻克大幕山，俘伪军周久如部200余名。4月，在岳阳东南歼灭伪和平救国军第1师，俘伪军600余名，扩大了鄂南抗日根据地。4至5月间，进行豫西南战役，收复四望山抗日根据地。南下部队于8月底到达广东南雄县城西北的百顺，因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中央指示北返，于10月5日与第5师再次会师。在这期间，第3师在苏北给予伪军孙良诚部严重打击后，4月发动阜宁战役，收复阜宁县城及其外围据点22处。第1师在苏中进行了三垛河伏击战，毙日军240余名、歼伪军1500余名。淮南、淮北部队击败了日军对淮河沿线月收复了睢宁县城。从年初到8月上旬，新四军的攻势作战歼日伪军30000余人，收复县城7座和重要据点100余处。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掷下第1颗，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8月9日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军民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有效地配合同盟国作战。8月10日，我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战略大反攻命令；8月11日，延安总部接连发出6道命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人民军队，肃清中国境内交通要道的日伪军队，并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中央提出目前阶段的任务是：“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详细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

  新四军遵照中央和延安总部的命令，不顾的无理阻挠，向华中各地的日伪军发出通谍，限期缴械投降。8月中旬，新四军各部队就地向周围拒不缴械的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从8月10日至22日，在大江南北、淮河两岸、津浦沿线、鄂豫边区的反攻作战中，共解放县城17座，重要城镇200个，歼灭日伪军15000余名，取得全面反攻的初步胜利。

  为加强对反攻的领导，陈毅于8月下旬由延安返华中，任新四军军长、华中局副书记，饶漱石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华中局书记。从8月22日至9月2日日本签署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书这10天反攻作战中，新四军以小城市和广大乡村为目标，又解放县城15座，重要市镇220余个，歼日伪军12000余名，取得了战略反攻的重大胜利。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以后，反攻作战本可结束，但因蒋介石指令被我包围的日伪军固守待援，以作他进攻华中解放区的“内应”，新四军不得不发动武装受降作战。第3师于9月攻克淮阴、淮安，歼伪军第28师潘干臣部和吴漱泉旅，共13000余名。苏中军区和盐阜军分区部队于11月收复盐城，歼伪军第39师，俘师长潘子明以下3600余名；伪第4军军长赵云祥率6000余众投诚。新组成的华中野战军一部和苏中军区部队于12月解放高邮，日军独立第90旅团岩奇大佐率部投降，伪军第42师师长王和民以下3400余名被俘。经9月到12月的作战，新四军拔除了残存在华中解放区内的全部日伪军重要据点，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等4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一片，打击了蒋介石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动。

  新四军卓越完成民族抗战的历史任务后，为保卫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反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江南部队和党政机关干部70000余人，于10月底撤移江北；第3师共35000余人于9月底10月初，调往东北。10月下旬，中原军区组成后，第5师番号即行撤销。新四军主力大部北调山东，军部由淮阴移至临沂并兼山东军区，统一领导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和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1947年1月，遵照命令，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改编为中国人民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作为中国人民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投入到解放战争的伟大斗争中去。

  新四军在被日伪军封锁分割的华中敌后战场，长时间坚持游击战争，“驱之不去，打之不烂，愈打愈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经百战而愈坚，历艰险而不衰，并取得最后胜利，原因就在的坚强领导，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创造性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依靠人民群众开展人民战争，在斗争中建设和发展革命武装。华中敌后战场的胜利，是华中敌后军民的共同胜利。这个胜利是与国内外的各方支援，八路军的紧密配合分不开的。同时，许多国际友人、华侨、民主人士，也都与新四军指战员一样，为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作出了贡献。

  ［2］中国人民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

  ［3］中国人民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出版社1988年版，第549页。

  ［4］［5］《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9-420、421页。

  ［6］新四军黄桥纪念馆编：《黄桥战役史料》（上），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页。

  ［7］［8］［9］《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173、176页。

  ［10］《致、、陈毅和华中分局电》（1946年7月4日），载于《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资深媒体人 凌云华夏春秋传，雄笔史记五千年，山河群星皓月乾，英烈肝胆照人间。将军横刀浴血战，文星拿笔为刃贤。笔耕翰墨绘江山，万篇锦文信仰坚。